随　轩　

基于WordPress的博客有无数好处，备份的功能、方便的维护、多样的模式选择和丰富的扩展空间，除了传说中的比较占服务器资源之外，实在是无可挑剔的。

对我来说，除了至关重要的可备份性之外，相比歪酷博客而言，WordPress还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革命：即分类方式的变革。

这个变革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也就是从原先的线性条块分割的模式，变成了多重对应。也就是说，在歪酷，每篇文章从属且只从属于一个文件夹，而在WordPress系统下，每篇文章可以从属于多个“Categories”。

歪酷上分类一栏的名字就叫做“文件夹”，虽然这个词语也成了计算机中的一个基本概念，但是它毕竟是印刷时代的产物，不仅在口语时代不可想象，在抄本时代也缺乏对应的概念。根据词源网站http://www.etymonline.com，folder一词出现于1550年左右，无非是由fold（折叠）衍生的名字，没有什么拉丁或希腊的语源。而这个年代也恰好是印刷术开始兴盛的时期，这当然不是一个巧合，印刷术催生了一套新的分类模式。这种分类模式不仅仅关系到对于书籍和文本的整理工作，也关系到更根本、更一般的分类活动。我们看林奈的生物分类法或康德的范畴表，都闪烁着“文件夹”的样式。虽然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有十范畴，也有动物分类，明确了种加属差的定义法。但是，他却从未像印刷时代的学者那样，列出一个分类对应的“清单”来，他的动物志并没有按照所谓种加属差的方式逐一明确诸种动物的“位置”。就像把各种文件错落有致地归档于诸文件夹那样把各种事物条理分明地归纳于诸范畴，这种思维习惯恐怕是在印刷时代才发扬光大的。

抄本时代的分类方式虽然比不上印刷时代那样条块明晰，但肯定与口语时代有着更大的差别。例如category（类别、范畴）一词的希腊语源是katēgoria（statement, accusation），来自katēgoros （accuser）和kategorein（to speak against; to accuse, assert, predicate）。也就是说，来自公开审判活动中的“控诉”行为。在控诉时，我们需要为对方的人格或罪行来归类和定性，而这些“罪状”就是category最初的涵义。

我们虽然不太清楚最初的希腊人具体控诉的方式，不过可以想象，这种“归类”方式不同于种加属差的定义模式，更不同于“文件夹”的归档模式——现代的审判由于成文法所提供的索引以及卷宗所要求的归档，也逐渐采取一种文件夹式的归类了，但口语时代的模式呢？显然，这种模式不可能是条块分割的，一个人或者一个行为可以被多重定性，可以被同时归入不同程度的指责之下。最初人们对于事物的归类方式也无非如此：它凶猛、庞大、可吃；它鲜艳、渺小、有毒……人们用logos，用“言说”来“命令”事物。

另一个相关的词语——目录（catalogue）——有着不同的渊源，它来自希腊词katalogos（a list, register, enrollment）。虽然它包含logos的词根（显然，这些概念最初都来自口语文化），但似乎较早就已经带上了书写文化的影子，名单、登记、注册等涵义只有在书写技术的背景下才可能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WordPress所提供的分类模块的名字——当然不是folder，但也并不是catalogue，而是category。中文版译成了“分类目录”，这显然是一种意译。Category有“分类”的含义，但并没有“目录”的义项。但“分类目录”这一通顺自然的译法恰恰揭示出这二者的内在关联——对事物的归纳方式与对文本的编排方式。事物的秩序在深刻的意义上就是文本的秩序。（我还没有认真研读福柯的《词与物》，这一洞见来自媒介存在论的思路。）

为了给所谓的“分类目录”赋予一种深刻的意义，在我的博客上，我直接把这个栏目改名为“范畴”。这个“范畴”既是那个《范畴篇》、“范畴表”意义上的范畴，也是日常使用中类似于“基本概念”、“关键词”含义的范畴。

这个“范畴”不同于“目录”，它不是线性排布的，每一篇文章可以对应于多个类目。但它也不同于“关键词”，它是有条理分明的层级结构的。就好比古人的第一性质与第二性质之区分，在这里的范畴和关键词似乎都是定性的分类，但前者更为首要和基础一些，后者则更为灵活和零散。

我们将发现，更接近于表达“关键词”这一概念的栏目是tags——“标签”。“关键词”伴随着“索引”（index），也是印刷时代的新产品。不过似乎也必然将网络时代改头换面了。传统的标签和索引方式对于网络时代的文本而言完全过时了，随着搜索引擎技术的发展，现在的Google式的搜索不需要什么关键词了。但“关键词”仍然具有某些值得保留的价值，它们从当初在书籍最后附带的被动的索引工具，逐渐变成了置于文本开头处的，主动展示着的“标签”，扮演着提示思路线索和言说焦点的功能，而非索引功能。难道期刊检索网上头的学术文章的“关键词”的意义在于方便检索？恐怕并非如此了。即便在某些搜索引擎还停留在“前google”阶段的网站平台中，通过关键词来检索仍然是一个好方法，但随着搜索技术的提升，关键词在检索中的地位势必日益下降，如果关键词无疑也总会出现在主题或摘要中，那么对一个强大的搜索引擎而言，特别标注出来的关键词是可有可无的。关键词放在书末被动地供人检索的意义将越来越被其放在最前主动进行提示的意义所取代——关键词就像是贴在商品上的“标签”，告诉你这件玩意都有哪些基本特点和用处。

而这种主动的提示性的“标签”反过来又提供了一种检索方式，这种方式看起来似乎与传统的关键词索引并无二致，然而不同的是在这里关键词首先扮演的是一个主动的角色。例如在这个博客中，关键词首先以“标签云”的形态展示出来，各种词语根据其出现频率呈现出不同的大小，引起你的注意，刺激你的兴趣。你可以点击某个关键词，循着这一条线索去浏览文章，而在浏览某一篇文章时，你还可能通过标签（以及范畴）所建立的链接，导向其它的文章。在传统的书籍中，你想要按照特定的线索在不同章节之间跳跃着浏览，唯一能借助的就是目录。而在这里，在“超文本”的媒介之上，我们一下子拥有了无限的灵活性，而这种灵活性并不是单纯的“乱翻一气”，而都是理性的、有条理的。在这里，“关键词”提供的不仅是一种检索方式，同时也是一种阅读方式、浏览方式乃至于思考路径。

被WordPress式的“范畴”和关键词所引导的阅读方式不是锁链般环环相接的线性条理，但也并不是漫无方向的无条理。这意味着一种新的秩序，新的思考模式和归纳方法。

这样一些新的媒介模式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学术形式？乃至于展开一种什么样的世界秩序？现在还言之过早，我们拭目以待吧。

2010年12月14日

　　想从歪酷搬走的念头几年前就有了，自从我给歪酷客服邮箱发送的报告bug和提建议的邮件全部石沉大海，我就开始留意其它的博客服务商了。不过一直都没有发现合适的地方，国内的博客空间要么就是功能太弱，要么就是审查太严，而国外的博客该墙的都被墙了。

　　当然，更关键的是，我注重历史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不愿意把以前的文章都割断掉而另起炉灶，而要整体搬迁以前的文章，又是一件浩大的工程，如果没找到特别合适的地方，我也不会下决心搬家的。

　　近来歪酷的服务器搬到美国，导致国内教育网难以访问（据说在学校里用搜狗浏览器的高速模式仍然是可以访问的），这刺激了我再次去搜索合适的博客服务商。不过实际去搜索的目的不再是为了解决教育网访问的问题，因为我也不指望能在国内服务器中找到合适的平台，况且如果服务器在国内，倒是让人不太安心的事。我试图去搜索的是一个便于导入导出的平台，一旦这次搬迁完成，以后再想要搬到别处或建立镜像就很容易了。

　　最初歪酷也提供xml导出服务，可以随时备份博客，虽然只能备份日志而不包括评论，不过至少让人安心。但很快这一服务就停止了，开始时在网站上总有说明，说因为服务器容量关系不能提供备份，以后一定能提供的。不过这些东西不知何时也都消失了。当时歪酷还承诺如果网站因故必须关闭也一定会给大家半年时间备份数据等等。现在这些承诺都看不见了——虽然我还能在歪酷的官方博客（ycul.ycool.com）中最早的日志里翻到，但是歪酷的官方博客的链接早就从歪酷主页中消失了，而且也多年未见更新了。在ycul上的那位活泼和坚持个性的小歪不见了，虽然歪酷的服务仍然在更新，最近还更换了日志编辑器（更糟了），但这就好像是由一个鲜活的人变成了一个机器，再也没有任何性格了。

　　我选择一项网络服务，除了看其提供的技术是否好用之外，也会关心该网站本身的性格、定位和理想。虽然有时总有无奈的选择，例如QQ、RenRen之类，那是在缺乏选择余地的情况下的权宜之计。一旦可以有选择的空间，例如Email或博客，我就一定要选我所认同的网站。像新浪这样的网站，即便它也提供WordPress平台，就凭它那服务条款中透露出来的个性，我就不会选用。网站都是有性格、有旨趣的，这可以从它致力于提供怎样的服务看出，也体现在它与用户交流的字里行间中。

　　歪酷当年有一个口号：“记录我们的时代”，就凭这句话我就认同了歪酷的个性。这是一句平实无奇的口号，但细看起来却又透射出豪言壮志的胸怀。这是一个博客平台的最恰当的自我定位，也是一种时代的使命感。这句话至今仍然挂在歪酷后台页面的左上角：

但我怀疑这只是歪酷疏于更新所致，因为歪酷的域名早已从原先的YculBlog换成了Ycool。那么现在的Ycool还喊得出这样一句单纯而直白的口号吗？我深表怀疑。

　　在搜索新的博客平台——特别是基于WordPress的博客平台（最能符合容易导入导出的要求）时，我看到了另一句口号：“文字和影像比我们活得更长久”。这也是一句质朴单纯的陈述，但却有力，它直白地道出了博客平台应当关注的是什么。通过这句话，“爱写字”博客声明了其自我定位：

　　“爱写字只做WordPress的BSP服务，不会去做很多BSP企图将BSP中心化、门户化、网络化和社会化的尝试。我们的想法是，我们只要专注的给您一个安静、强大、稳定的写作平台，我们相信您的灵感与创造力。

　　我们认为，无休无止的对某些聚光灯下的文字进行不必要的炒作，盲目的将创作平台社会化，将文字、影像、声音等博客创作中真正核心的东西放到角落里，反而举着一些外围概念在舞台上跳来跳去，或许或者已经诞生了商业意义上成功的模式，但注定永远也无法诞生出现在的中国最缺乏的沉静、脚踏实地、含着质感与内涵的文化与氛围。

　　爱写字的力量虽然微薄，但是我们会努力地为着那些脚踏实地前行的人们提供一个好的平台，我们愿意为了您的使用体验而持续努力。”

　　很显然，这样的定位打动了我，和当初的歪酷一样，“爱写字”专注于博客，专注于“记录”，貌似低调但又怀抱着雄心壮志，我当然愿意在这样的博客平台上驻扎下去。

　　我给爱写字的联系人发信，提了些意见并询问了一些情况，很快就得到了友善、耐心和富有活力的回复。更完美的是，这家博客提供的恰好是WordPress平台，外加我注册到了“philo”这个账号（由于现在一般的注册账号都要求4字符以上，EPR这样的账号很难注到，不过philo难道不是一个更完美的账号吗？），没什么理由不开始搬迁了——于是我的新博客地址是http://philo.ixiezi.com。

　　顺带提一下，我同时还注册到了一个更绝妙的地方：http://philo.blog.com 这样一个拥有完美域名的服务商竟然还能注册到philo这样的账号，而且还没有被墙，实在是令人意想不到。Blog.com也是WordPress平台，从而我可以比较方便地在爱写字与Blog.com之间搬迁。但毕竟考虑到我对爱写字个性的认同，考虑到中文平台的亲切性以及主题和插件的灵活性来说，爱写字毫无疑问仍是首选。因此我的主博客就将是http://philo.ixiezi.com，而Blog.com可以成为一个定期备份的镜像。

　　至于歪酷博客，这将是在此地的最后一篇日志，之前的所有日志仍然保留着，保持开放，但一律关闭评论，若想评论或者查看今天以后的文章，就请移步http://philo.ixiezi.com吧！

　　至于教育网看不到博客的情况，首先请尝试使用搜狗浏览器高速模式，其次可以找代理，最后可以关注我的校内（RenRen），我已设置校内每天导入ixiezi上的日志。

　　WordPress平台有许多好处，其中最大的、至关重要的好处是其分类系统。在歪酷的分类系统仍然是“文件夹”式的，是印刷时代的条目分割形式。而WordPress的分类系统真正是html式的，是网络时代的。我把歪酷的文章搬迁进爱写字时，对文章内容不作改变，但改变了分类和标签的设置，新的分类系统我还没有完全设计好，关于它究竟有怎样的好处，我将在近日再写文章说明，新的文章就将发布在http://philo.ixiezi.com了。

　　2010年12月10日

行医模式作为中医的现代意义——张大庆讲座感想

今天张大庆老师讲中国医学的现代化历程，昨天的科学是什么课正好也是张老师讲古今医学模式的转变，今晚的讨论课同学讲的是中医的现代化问题，综合起来，谈一谈我的想法吧。

张老师讲的中国医学现代化历程指的不是中医现代化，而是西方现代医学的引入过程，而中医现代化这一概念不同于西医化或科学化。所谓现代化首先指的是一种分界，即与传统划清界限，走上新的发展模式。

中医的现代化首先是被迫的现实，在现代科学和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医事实上早已不能再保持其旧时的发展模式和社会角色了，它必须采取新的定位，谋求新的发展方向，问题就是，如何来定位中医，如何去发展？

我觉得，中医除了受到许多人的蔑视之外，在另一些方面来看，倒是被过分拔高了，在理论上，中医被认为比西医的还原论和机械论高明，在实践上，中医被认为可以应付西医难以诊治的疑难杂症。这些或许也没错，但是要发展中医，首先不是去和西医在治病方面对抗，即便说个别的老中医可能妙手回春赛得过最先进的现代医院，然而总体来说，中医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拼不过西医的，若要正面硬拼，恐怕只能是被吞并的结果。

当然，中医在其学理上仍然是可能对现代医学的发展作出贡献的，但事实上不如说东方传统思想可能对还原论和机械论的现代西方思想带来启示，倒不一定非得通过中医来表达。中医自身的学理基础本来也并不完善，张老师昨天举例提到，对于同一病人不同的老中医可能会给出截然不同的理论刻画（比如紧脉还是滑脉），但又得出相同的病症判断，中医的技艺更多地靠的是经验的积累，而不是理论的支撑。我们不该全盘否定中医的理论，但也不必过分地抬高它，倒不妨现象学一些，把其本体论方面的理论判断“悬搁”起来，而更多地关注中医的实践操持层面的活动。

但除了在东方智慧的意义上或从现象学的经验反思的意义上可能做出的贡献之外，中医对现代医学最可能作出的贡献不如说是医学模式或医学体制上的。不幸的是，现在对中医的体制上的定位已经被极度西化了——中医原本师徒私传的传承模式被纳入了西式的大学系统，中医的江湖郎中或诊所坐堂行医模式被并入了以大型医院为中心的公共医疗体系，而这些建制其实蕴含着深刻的意义。

医生的存在只是为了治病吗？就其本职工作而已当然没错，但就其现实意义而言远非如此。医学还承载着各种文化的、心理的、社会的，乃至政治的和宗教的意义。这些意义并不是由其治病技术本身所体现的，而更多地蕴含在“行医”之模式之内。

2010年12月10日

技术的资本化——韩启德讲座感想

今天请到了韩启德老师来讲“关于医学技术发展的价值思考”。这门课的系列讲座似乎医学方面的主题偏多了些，不过多也有多的道理，毕竟医学领域是最能集中体现科学、技术、人文、伦理、社会、政治等问题的复杂关系的地方。

虽然许多相关问题之前的讲座已经听过了，不过韩老师仍然带来了不少新鲜的事例和观点。韩老师着重讨论的是医疗中的新技术的发展——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的确带来了许多方面的提高，然而这些提高从整体来看，究竟是否值得呢？一个新药提高了癌症患者生存的时间——例如，把平均死亡时间延后了四个月。这当然是一种提高，但是相应地带来的治疗费用的百倍的暴涨也是值得的吗？更何况有许多新技术未必带来什么实质性的提高，韩老师举了美国CT排查肺癌的例子，这个事例表明运用CT技术进行定期普查的确大大增加了肺癌病例的检出率，然而总人群中因肺癌的死亡率并未变化，这说明检出的是许多原本可能自愈或不会导致死亡的病例，这样的检测技术的发达究竟是好是坏呢？韩老师还举了许多国内的例子，例如北大医院的胃癌治疗，在二十年来费用翻了无数倍，但除了服药的副作用降低之外，存活率并未有明显改变。

新技术的确带来了提高，但是在新技术的开发、引入和应用方面所投入的社会资源，以及新技术的应用所带来的社会效应，还是缺乏反省的。韩老师问道：医学是否已经资本化？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所谓资本化，不单单是一种商品化，商品化指的是一种流通和交换方式，而关于商品的价值还可以有多种理解，例如从使用的方面来考量事物的价值，可以从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或者从维护和促进人类健康的角度来考量。而“资本化”意味着意义的抽象化和单向度，价值蜕变为一个数值，各种具有丰富内涵的价值维度都被剔除了，“资本”及其增殖成了中心的乃至唯一的价值。

价值的数值化也促成了技术逻辑的肆虐——30%的心脏病发病被防止、成功率提高20%、存活时间延长了15%……新技术的价值因为这些数值而被认可，而人们为了追求这些数值也不得不对新技术趋之若鹜。但这些数值真的那么重要吗？当然，我们说生命是无价的。这句话恰恰是意味着生命的问题不应该用空洞的数值来衡量，而不是指生命的价值是“无限大”，从而能够延长4个月生命的技术就拥有了无限的价值。没有什么无限的价值，任何价值都是有限度、有语境的，看到数值的增殖并不意味着价值评估的完成。

2010年12月2日

第一届北京地区科哲研究生（创新）论坛终于搞完了，我虽然没有怎么出力，但毕竟被安上了一个学术委员会主任的头衔，前期负责审稿，开会时负责一节的主持以及参与评论。

原本安排让我评论的是suli的文章，不过suli似乎是突发了什么事故（bless一下）今天没有去，于是没机会说了，有点遗憾。

Suli基于胡塞尔和希伦对胡塞尔的诠释对实验室“制造现象”作了一个“构成性分析”。就关注的问题而言，我对这类问题也颇有兴趣，之前我想写而写不出的论文，也正是想要从（媒介）现象学出发，来重述一些经典科学哲学中的问题。知识也好，实验也好，现象学应当能够来面对这些经典的英美的分析的科学哲学所讨论的问题，当然不是简单地给出一个与众不同的答案，而是要重新来提出那些问题。

但是真要写起来时，发现很困难，中文里没多少现成的文献，而英文文献呢？首先也不太多，其次我英文不好，最后就算是找到许多英美现象学家或所谓名不副实的“后现象学”学者们的科学哲学论文，这些论文真的有帮助吗？我是抱有怀疑的。看着suli的文章，我更加疑虑了，suli看起来似乎被一种英美式的风格所毒害了。英美分析哲学的风格就其本身而言并不太坏，但是它与现象学的一种表面上的融合可能反而造成一种不伦不类的怪胎。

Jingqi关于之前一篇“后现象学”论文的评论深得我心——且慢谈“后”，我们对经典现象学的理解已经足够充分了吗？经典现象学的生命力已经耗尽而不得不重新投胎转世了吗？

中国现代学者喜欢赶时髦，总想要前沿、创新，总希望通过总结或融合把传统的路径超越掉，好像“后现象学”一定比现象学更好、更合时宜。把分析哲学和现象学融合起来就最好了，因为这就站到了时代的最前沿。我的意见是，且慢点去追捧“后”，更要警惕所谓的融合。就类似于所谓的中西医结合，在中医弱势的时候，这种“结合”未必是一种互补和开创，而更可能是一种吞并，被“结合”进西医的思想体系中去的中医与其说是发扬光大了，倒不如说是融化和消散了。结合并不是什么好事，永远不结合也不是坏事，人类的思想本来就是丰富多元的，尽可能地保持多样性有啥不好？现象学也不必和分析哲学去打成一片，现象学和中医的处境有点相似，虽然在民间很热，不过大多是一些似是而非或鱼龙混杂的解读，深入的理解和发扬还很欠缺，总体而言处于弱势。我们再要用分析哲学的方式来讨论现象学，就可能造成中医的西医化类似的后果，中医最后剩下的无非只是一些在西医体系下被承认的一些草药方子，而其一整套独立的理论体系和思想方式最后将消散于无形。就现在的情况看，被分析哲学家们“吸收”的现象学，似乎也类似于那些“中草药”那样，无非是一些零星的概念和“点子”，而经典现象学的“精神”部分却看不到了。

当然，不要“结合”并不意味着拒绝交流。不同思想路径之间的交流，包括冲突和借鉴，是思想发展的最大动力。不过所谓“交流”，恰恰是要以双方的主体性的坚守为前提的（这里就想起杨子了），只有两个独立体之间才谈得上交流，不坚持自己的独特性，怎么可能在交流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呢？所以，在我看来，一种现象学的科学哲学应当去直面分析哲学，去面对经典的分析的科学哲学所讨论的问题。然而与此同时也务必要坚守自己的风格，与分析哲学划清界限，而不是未加反思地直接在分析哲学的语境下提出问题。

一种分析哲学化的现象学非但对现象学无益，对分析哲学而言也未必是好事。哲学的一大职责（即便不是唯一的职责）是澄清概念，而分析哲学家恐怕会发现现象学家的概念是模糊暧昧的，而不如分析哲学家那样清楚分明。而分析哲学要把现象学所建立起来的各种概念吸收进来，势必要造成“消化不良”。例如在suli的文章中就掺入了“侧显”、“意向对象”、“在世”等现象学的概念，但恐怕又不是在它们原始的语境上使用的。但又未能以分析哲学式的严谨为它们定义清楚，就造成不伦不类的效果。事实上，现象学同样关心概念的澄清，但对待概念的态度和视角不同。分析哲学把语词概念看作是一些现成的对象，看作是一个一个的符号。因此偏爱用静止的方式给出一串确定的“定义”，更偏爱直接使用中性的数学符号——好端端的人话不说，非要说机器语言。suli的文章中也是，非得用Sx、M、|X>x这样的符号来表达，非得用一个专门的数学概念：“变换群”来说事。他没有详细解说什么叫变换群（变换群是一种线性空间中的线性的函数对应），也没有说明这种用法究竟是一种比喻或类推，还是实质上把认知活动理解为数学函数的对应关系。且不论这种函数式的理解完全是反现象学的（海德格尔肯定拒绝这样说话，我也不相信胡塞尔竟能数学化至于如此地步），就说这样一种崇尚数学符号和数学概念的风俗，可不仅仅是意味着一种简化的洁癖，而且恰恰反映一种根本上的思维定势和“看”的方式。当我汇报说：“在第3秒发生的某个事件”和说：“事件X3”乃至一般的“事件Xt”，这是两码事，这意味着两种不同的经验方式，后者不是前者的简化表达。“一个认知对象”与“O”也是两码事。因为分析哲学视野下的概念是空洞的，是被架空了的，概念只关乎外延而无关“内涵”，更不用谈什么“意蕴”、“隐喻”等等，某个概念的历史源流更是与它毫无关联。在分析哲学家看来，所谓的澄清概念，就是刨除勾连在概念之上的各种黏糊、柔软和湿润的东西，最后只留下一个概念的空壳，一个空洞的符号“X”，以及X与Y与Z等等空壳之间的最干燥的、坚硬的关联。换种说法，针对概念的纠结缠绕状态，分析哲学的方式就是“分”、“析”，也就是劈开，把扭结拆掉了事；而现象学的方式则是“解”、“释”，要把它松解开，释放开来，，这边松一下，那边紧一下，这边拨开一些，那边牵引一些，试图在不硬生生破坏原始的关联状态的情况下，迂回地梳理出问题的内涵、结构，并揭示出各种渊源和牵连。因此我们看分析哲学对概念的处理，仿佛觉得它是“一刀两断”式地简单明快，而现象学的解释动作则难免会表现出“东拉西扯”的形态。但现象学家使用貌似云山雾绕的丰富概念，东拉西扯地回旋游弋，并不是要故弄玄虚，而是在通过迂回的方式“解释”概念。当然，并不是说“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更对或更不对，许多情况下，对于纠缠不清的问题，剪开后重新缝也许是最恰当的办法；但现象学的方式自然也有其自身的意义。任何试图把现象学中的概念引入进分析哲学语境中的做法，都应当注意现象学为什么要使用那么多貌似模糊的概念——这些概念并不是作为一个个现成的对象钉在那里，然后等我们去整理它们的函数关系。如果没有注意到这层区别，而是用分析哲学家对待概念的态度来理解现象学家的概念，那么要么是发现现象学家在故弄玄虚，要么就是平面化、简单化地曲解了现象学家的用意，要么就是自己也在故弄玄虚了。

有许多人认为现象学尽管挺有意思，但看不懂。谦虚点的就会说现象学高深、艰涩，直白点的就说现象学是忽悠、做作。我原本也这样想，觉得现象学是高不可攀的。现在我的想法倒过来了——现象学不是高不可攀的，而就应该是最为“肤浅”的。“肤”指切身，现象学必定要立足于我们最日常的切身的生活体验，“浅”指浅白、质朴，不花哨，不造作，用最平实的语言来论述，而抵制那些未经反省的数学符号和专业术语。如果说看着现象学总是觉得高不可攀，这要么是我们把现象学的概念理解为现成的对象而不是解释过程中所迂回的途径，要么就是现象学的文本本身没写好，或者干脆就是冒牌的现象学。当然，海德格尔的文本是如假包换的现象学，但我们读起来仍然不觉得质朴浅白，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语言的隔阂。一些德语中看起来平易近人的俗语方言硬要翻译过来，也不得不变成扎眼的学术术语了。

当然啦，我所说的平易浅白，和通俗易读是两码事。“肤浅”只是追思的立足点，但进一步的运思当然将要远远超出日常的思维力度。就好比说围棋所立足于的元素和规则系统非常简单平易，而拳击比赛所依托的概念和规则体系则复杂得多，然而欣赏一场围棋比赛却要比欣赏一场拳击比赛要困难得多。

研究生会议最后的晚宴被我翘了，逃饭的原因当然一方面是不爱出席社交场面，不过这次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要赶回来听杨子的讲座。我向来说，杨子是大学期间对我触动最大的一位老师，他第一次让我见识到了一个活生生的“儒士”形象。他不像祥龙大师那样仿佛“世外高人”，杨子就是一个典型的现代人，是这个时代的，就在我们身边的人，但他又是一个古典意义上的“士”。儒家的基本精神是直面现世，而不是采取任何退缩或超脱的方式以回避现世。在这个意义上祥龙大师不是一个典型的儒士，他是儒释道的混合体，而杨子是。

杨子这次讲“格物致知”，讲“大学之道”。他恰好重复了他的一贯主张：真正的“道”一定是“平正阔达”的，最有力量的道理总是以最质朴的语言道出，这是儒家思想的要求，也是现象学的要求。如果现象学不是“平正阔达”的，那么我所搞的就不是现象学。

2010年11月28日

今天昌增益老师讲了“在物理学和化学推动下的生物学”，讲了物理学和化学给生命科学带来的概念和技术，以及介绍了历史中许多物理、化学背景的科学家对生命科学的贡献。

昌老师的讲述是比较表面的，没有突显数理化与生命科学学科发展之间的更内在的关联。事实上，生命科学之所以受物理和化学的推动下如此发展起来，并不是因为偶然地历史上出现了一些跨学科的科学家，恰巧引入了一些物理和化学的成果而造成了推动。而是不如说，在现代科学发展逻辑下——还原论的、数理实验传统的——生物学要成为“科学”，就势必要受到物理学和化学的推动，也只有在生物学能够受到数学、物理和化学的直接推动之时，它才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生命“科学”。

生物学的科学化并不是在达尔文那里完成的，作为现代科学的生物学家的第一个代表大概是孟德尔。孟德尔的超越时代的论文是一部典型的现代科学论文，而达尔文仍然代表着古老的自然史传统和自然哲学传统的最后辉煌。

孟德尔接受了数学和物理学的训练，他把定量分析的实验方法引入生物研究中来。达尔文等同时代的生物学家也做实验，但他们对实验的设计、预期和解读都与孟德尔有所不同，这种差别恰恰象征着古典科学传统（自然哲学+自然史）与现代科学（数理+实验）之间的差异。达尔文虽然做了与孟德尔类似的杂交实践，但他得出的是一个定性的和思辨的结论，也没有把实践往下推进。

在孟德尔那里，数理科学对生物学的推动既不是体现为概念、定律的运用，也不是体现为所谓的跨学科交流，而是体现为某种更根本的东西，即某种“数学的筹划”。人们并不是完全盲目地观察现象，当我们去观察现象，或者设计实验以便观察到现象时，我们总已经以某种方式对事物做出了某种先行的安排。孟德尔关注了豌豆的七种性质，这些性质本身，乃至于这些性质在子代中的变化情况，人们早就“观察”到了，但只有孟德尔“看出”了其中的定律。他把这些性质看作是分离的元素，把杂交的结果看作是数值的关系，而之前的植物学家眼中只有“豌豆”这样的实体，各种特征被看作是整种植物的附属，而不是可提取出来的独立元素；他们眼中也只有均一、返祖、多或少等定性的结果，而看不到6022/2001=3.01:1这样的结果。让孟德尔看到他的现象的正是现代科学的数学的筹划，这种先行的筹划在设计实验之前，在获取结果之前，就预订了事物的秩序。在生命科学发展起来之前，数理化科学就已经先行地引领着它了。

2010年11月25日

中国的教育制度似乎越来越向糟糕的方向改革，奥赛保送的取消令人惋惜。

当然，奥赛体制的确出了问题，本来只适合于极少部分数理尖子参与的竞赛，挤入了太多的人，这是糟糕的。至于奥赛造成的普遍性偏科现象是另一个问题，稍后再论。

禁止小学奥赛和初中竞赛班等措施似乎并不足以取消奥数热，取消高考保送也许是一劳永逸的手段。但这些手段即便能够消解全民奥数的困境，也始终是因噎废食之举。

在我看来，保送生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保送的渠道应当更大幅地扩大，更大地增加高校自主招生的权限和范围。而高考的加分则应大幅缩减，让特长特异的直接走保送渠道，而高考则大刀剪除名目繁多的加分政策，包括体育、艺术、少数民族的制度性加分一律取消，全以自主招生的个人化的加分为主。

搞理科奥赛和搞奥林匹克体育类似，是需要专门化的投入的，这种训练并不培养全面的能力，而是专科化的培养。当然，有人要说了，奥赛造成偏科，严重偏科的保送生很糟糕等等。但这里第一个问题是，普通的高考生就不偏科吗？当然，就语数外理化生等等科目的应试技能而言，高考生是不能偏科，但就是所谓全面的素质？笑话！高中的应考水平的数理化非常基础，擅长应试的同学需要的不是对它们的深入掌握和求知兴趣，而是枯燥题海的操练。做理科高考题的能力除了反映了最基本的理解力和较强的刻苦性之外，并不体现为什么全面的素质。搞专科竞赛的同学即便在科目考试的意义上不够全面，但就数理学科的驾驭力、兴趣热情方面而言，更为全面。高考培养的是应试能力的偏才，而奥数选拔的是数理方面理解力、创造性、求知欲、也包括应试解题能力在内的全面素质。至于所谓的“文科”方面。中国现在中学的所谓“文科”究竟是什么？写成那样的历史、哲学、政治教材真的是人文学科吗？擅于做那些作者都做不好的“阅读分析”就算是语文素质好吗？笑话！就我个人的经验来看，竞赛保送生由于没有高考的压力，不受教科书的束缚，拥有更多发展自我兴趣的余地，事实上来说经常会拥有更广泛的文史哲兴趣，也更有条件发展这些兴趣。

当然，我们不能排除有一些偏才过于偏废其它，只会竞赛而连生活都不能自理，但同样也有只懂考试而别的素质极其低下的人。通过高考的话，这种偏废之人不容易被筛掉，而通过竞赛保送途径，由于最后总是需要通过高校的面试，倒是可以被尽早查审出来。太糟糕的学生即便获得了保送资格，大学不招他不就成了？

保送制度改革后有些大学连忙摇尾附和，说保送生素质偏差，自主招生的素质第一，高考第二，保送生第三。那么我倒是纳闷了，既然保送生的素质那么差，你们不招不就成了？虽然他们获得了保送资格，但也没人逼着大学非得招他们呀？既然保送生素质比高考的都差，那你不招就好了，干吗等政策变了才来说这个话？待我定睛观瞧，发现说这个话的是复旦大学，这倒是可以理解一些，因为上海最优秀的保送生资源历来都被北大清华抢走了。换言之，即便是被北大清华抢剩下的那批保送生，复旦交大还是要走了，这是为什么呢？当然是为了争夺生源。但如果说这些生源的质量比正常高考上来的还差，那你们争什么劲儿啊？简直笑话！

可见，实践证明，保送生的质量不差，大学是明白这一点的。如果说要求全面的素质之类，完全可以去加大保送生面试的力度，不必唯靠竞赛成绩来录取。如果说招来的高考生素质堪忧，那么高校的招办没法负责，因为这是规定上了分数线就必须要录取的，高校没办法把关。但是如果说招进来的保送生素质堪忧，那就是高校招生办自己的责任了，如果你们征召和筛选的功夫没做好，怎么能怪到保送生头上呢？

当然，如果只有奥赛等少数几条保送途径的话，会造成过多的人挤入进来也是可想而知的事情了。办法应当是扩大保送的范围，使得具有理科竞赛之外的多样的保送途径，这样的话应该就不至于全民奥数的结果了。或者非要取消保送生也好，那么就该把相应的空间放到自主招生之上，削减各种高考加分，以使得自主招生真正扮演决定性的角色。

但问题是我们教改的方向似乎也不是朝着强化自主招生的方向发展，而是号称要“维护公平”。当然，保送生制度也好，自主招生或加分制度也好，都会包含许多腐败的土壤。然而这些不公平本来就是官僚体制的问题，并不是教育制度改一改就了事的。

在一个各方面都缺乏公平的社会，居然独独在教育问题上那么强调公平，这是令人困惑的。但教育问题上真正值得强调的是受义务教育的机会的平等，而我们似乎并不关心这个问题，农村的教育条件始终贫乏，基础教育的投入始终堪忧。除了荒天下之大谬的“希望工程”，究竟落实了多少真正针对落后地区基础教育的政策呢？“希望工程”是个滑天下之大稽的事情，因为既然“义务教育”本来就是一种义务，是社会的义务，是政府的义务，是纳税人的义务，那么本来就应该靠政府的统筹调拨来建设最基本的教育条件，兴办小学、聘任教师，这些都应该是财政经费本来就应该保证的东西。而中国却把大量的税金用于烟花的燃放和形象工程的树立，而这本应投入的义务教育建设呢？政府投入了多少？根据网络搜索，希望工程20年来的募捐无非五六十亿，而北京办个奥运会就能投几千个亿。而这五六十亿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呢？看一看宣传和鼓吹，似乎是发挥了极大的作用。那么如果政府直接拿财政拨款来搞工程呢？也砸个三五千亿呢？又不是拿不出这些钱？那样难道不能大幅改变中国的基础教育现状？即便政府不愿意砸那么多钱，那么为啥非要老百姓再额外出钱呢？善良的老百姓们先纳完税，然后还要自觉自愿地把剩下的血汗钱捐给希望工程，而这个工程本身就应当是政府的义务。这才是中国教育体制最大的不公平，不好好去落实建设基础教育条件，公平受教育的机会，反而通过剥夺学有余力同学接受进阶专门教育的机会而造成虚伪的平等。基础教育的机会平等并不意味着所有教育方式都要人人平等——只要有一些人有机会学弹钢琴，那么所有人都应该有一架钢琴？或者说，鉴于不可能人手一架钢琴，所以让少部分人学钢琴是不公平的？根据各人兴趣、才能的差异，应当因材施教，并尽可能提供多样的教育环境，这才是公平。

当然，人们会说，保送和自主招生中，大学的权限就大了，这可能造成腐败。这的确如此，但那又怎么样呢？中国现在的腐败还少吗？腐败不可怕，要命的是暗箱操作，无人负责的腐败。与其禁止腐败，不如把程序摆在明处。招收一个学生是通过谁推荐的，谁面试的，谁决定的，谁谁质疑和审查的。这些都放在明处。问题不在于是否收取贿赂，而在于是否敢光明正大地收取贿赂，领受对自己行动的追究和责问。

中国现在的制度最大的一个问题“负责”制的缺乏。在法制之前，先要有“自由”，就是要有负责任的个人行动的存在才谈得上。否则法律体系再精致也无非就是掌权者逃避自己责任的手段。一旦出了什么事情，人们都躲在体制后面，让体制来承担法律上的和道义上的责任，中国现在缺乏的是让“个人”好好地来负责任的制度。在自由的社会中，一个人负有的责任与他拥有的权力是呈正比的，权力越大，责任越大。所以在西方一旦出什么大事情，即便不完全是某个长官个人的错造成的，这个长官仍然要引咎辞职，或者至少也要深刻道歉从而担负道义上的责任。在古代中国，虽然是“家天下”的体制，但由于传统礼法和天人感应的信念，家长总还是需要负责的，“老爷”上面还有“祖宗”管着，天子上头有青天管着，出了事情还是要有“人”去负责，严重的天灾人祸就得皇帝道歉，大臣辞职。这不是一种单纯的愚昧，而是一种负责任的意识——皇帝拥有最大的权力，因此他就是最高的负责任，天大的事都得算他头上。既然皇帝有号令天下的权力，那么他也相应地负有天下太平的责任，天下不太平了就是皇帝得负责。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代与西方民主社会的区别无非是权力分配的差别，而不是责任分配的差别，一样是“权力越大，责任越大”。而在现代中国，却缺乏“负责任”的制度，或者说，“责任”被消散于无形了。这里牵涉出一种诡异的微妙的阴谋，那就是“人民”的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是属于“人民”的，最高的权力和一切的权力都属于“人民”。警察是人民警察，法院是人民法院，政府是人民政府……所有的暴力机构也都是“人民”的。警察在施用权力，法院在施用权力，政府在施用权力，但谁在负责任呢？不是警察，不是法官，也不是领导，而是“人民”。而在实际的问责中，这个“人民”要么是意味着最低贱的人，例如几个无证电焊工，要么就是意味着制度本身或者海德格尔意义上那个“无此人”的“他们”。

但是说到这次上海的大火，我总体来说还是感到了希望。从民众自发祭奠行为所透露出的公民自觉，以及上海市政府的应急措施和市长书记的“我们负责”的声明来看，似乎流露出某些新的气息。相比起来，中央的管制措施仍然很生硬，但光就上海地方而言，毕竟是看得到希望了。

2010年11月22日